将来转型后的中国,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因为今日中国,不是公有制而是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所有制;不是“ 人民民主专政”而是官僚体制下的特权专政,是所谓“公仆”的天堂;今日中共治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如二百年前西方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因为那时的产权私有是公开的、合法的,而现在对人民总体性掠夺的官僚私有却是隐蔽的、非法的。今日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面临人格化的权力资本行政法权代表-中共官僚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第二次掠夺” 的问题。中国民主党人只有为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奋斗,只有把多数民众的基本利益当轴心来确定自己政策的行动半径,才能成长壮大。

作者: 宇文成刚
主题: 新中国户籍制备忘录
Sun Mar 18, 2001 2: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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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新中国户籍制备忘录

文章提交者:【宇文成刚】


  二、新中国户籍制备忘录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振荡》一书中写道:“人们在地上(有时还在地下)来往奔走的现象,是超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却截然不同,他们似乎凝结不动,他们的人口长期滞留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上。” 遍查《辞海》、《辞源》和《法学大词典》之类的权威典籍,均无我们受众耳熟能详且和新中国户籍制度密切关联的“盲流”二字的词条,最终还是在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上找到了它的注释:盲流①盲目流入某地(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盲流人口。②指盲目流入的人。至于世代相衍着“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农村人口为什么要“流”入城市?而城市人“流”入农村又该叫什么?盲流吗?不得而知;而1998年修订本的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民工”的注释则是①在政府号召或动员下参加修筑公路、堤坝或帮助军队运输等工作的人。②指到城市打工的农民。而以笔者的推测“民工”一词的渊源则是该书同一页的“民夫”的注解:旧时代为官府、军队服劳役的人。也作民夫。窃以为:在汉语的特殊语境中,此类与“官”字对应的词汇其等级观念和贬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可大到我们的政府文件、各种媒体,小到一直呼吁平等的自由知识分子或称为平民知识分子所写哪怕是在为这个弱势群体打通诉求管道的文字中,对之运用的都是约定成俗,足见其习惯性的强势同化力。用出生地强性作为一个人终身等级标记的身份制社会,其社会阶层阶构的“血统原则”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将意味着什么?!还是让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一同去寻源现行户籍制的发端与沿革吧: 50年代初,当美国一位笔名X的苏联问题专家发出“一旦共产党分裂并陷于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来。因此,如果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案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最可怜的国家之一。”的预言时,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连年的战争使得当时的广大农村陷入极度的贫困,当年大批用推车担架帮助执政党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用小推车车轮滚滚地推出新中国”的农民,便自然而然地成群结队地涌向城镇,涌向心目中的天堂,但百废待兴的年轻共和国根本无力负担他们给当时少之又少的城市带来的就业、住房、食品供应等方面的压力,因而便由前政务院于1953年4月17日颁发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可惜收效甚微,于是在1954年3月12日紧接着又由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发出《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可仍无法阻止农民对当初诱发他们推起推车、抬着担架义无返顾前行的原动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新奇生活的渴望!1954年后中央政府虽数次发文要求各地政府劝阻农民进城,但仍收效甚微,仅1956年秋至1957年不到一年间,就有57万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此举严重影响了中共“农业支援工业、农村保障城市”的经济战略指导方针,同时也给农副产品的低价统购统销和以此积累城市工业化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带来一定困难,新生政权的领导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是满足当时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人对工业化的艳羡和向往,还是暂时牺牲他们自由择业和迁居的权利,以稳固初创的基业?是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厚重的藩篱,继续拉大时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城乡差别?还是尊重经济规律缩小城乡差别,使人口布局逐步趋于合理化?执政党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

  政府必定不是理论论坛,自当审慎而果断地按照自身的实力进行运作:1956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和户籍工作移归公安部门接办的通知》,依据这份通知,农村户口的登记、统计工作由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移交公安部和各级公安部门接管办理,由此便人为地给其涂上专政机器的强制色彩。紧接着于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颁布施行。此条例对农民进入城镇作出了约束性限制:“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具备法律效应的条文中,国家以它特有的强权将人明确区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从此,我国就形成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模式,直至今天我们的户籍制仍是当年的延续,只是较前更缜密了。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城市人口的机构性膨胀,阻止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迁移大潮,但是此条文的施行,却在有意无意间严重地践踏了公民的“择业、迁居、劳动、取酬”等基本要求,时占全国90%左右的自然人刚以落地就烙上与生俱来的标志:生在城市,就可靠一纸户口世袭并享受各种优厚的财政补贴(计划经济40年国家积累主要是靠农业和农民进行的,工农业剪刀差使得8000亿元财富从农业转向工业,但国家制定政策、数据统计和市场保障等却一直倾斜仅有2亿的城镇人口),获得由国家统筹安排入学和就业等各项权利;反之生在农村,一张农村户口就永远将你隔离在封闭而贫瘠的黄土地上,除非考上大学(67年-77年10年没招生,恢复招生后城乡之间的受教育基点又有巨大的差距),不管干出了多么惊人的业绩,永远也是“农民企业家”、“农民技术员”之类含有贬意的冠名!实现现行户籍制的40年中,在剥夺为数众多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同时,也为我们今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遗留下难以逾越的诸多祸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人口,其恶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作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类没有养老、最低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故而“养儿防老”的古训使他们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可怕怪圈!在这里要着重强调地是:目前世界上仅有中国、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非的贝宁,仍保存着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 伴随着“城市是个广阔天地,农村青年到那里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条仿领袖语录、由最先尝到改革甜头的大批乡村青壮年在人往高处走(即追逐更高的预期收入)的原始动力支撑下,渴望摆脱土地束缚的双脚坚定地迈出有别以往历史上为避战乱、逃灾荒和解放后历次政策性等被迫迁移、意味着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一步!同时对改革的第一要素“人”的解放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之而引发的“民工潮”之汹涌热流,使得壁垒森严地从形式上把公民划为两个经济利益不平等阶层、事实上的人身等级、以及“划地为牢”式的人口静态固化的现行户籍制度开始松动。

   80年代初,当很多生活必需品还要凭本凭票购买时,第一批“最先吃螃蟹”的勇者,就以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顽强地在都市扎下了根,他们一住下来首先解决的就是面对的生活保障问题:人城后先径自去买高价肉、高价粮、高价煤或者直接从市民手中购买各种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票证。虽然刚一开始,在陌生的城市立足都极其困难,但仅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十大城市的暂住人口就超过了300多万!而专责调济社会机制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务院,即于1984年10月13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县镇。

  1985年7月13日公安部又紧接着颁布了《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这一文件使得进入城镇打工的流动人口的合法性得到更进一步健全和保障。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在着眼于驱动区域经济的前提下,开始尝试着采取用“卖户口”的办法来迅速地为地方筹措快速发展经济所需的大量资金,属于国家独一无二的专利品——户口,第一次被地方政府以集体的名义出卖。

  在全国每年只有万分之二比例的“农转非”户口且申请一份就必须具备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的公元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资金极其匮乏的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买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仅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而当时的5000元对一户为单元的农村家庭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

  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行政职能部门又作出了“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

  安徽省“农转非”集资搅动两淮,50万农民争买“绿卡”,估计仅此集资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江苏省南通市在作类似规定时,还颇有商业意识地作了优惠:一个人的城市户口收3000元,两个平均交2500元,三个人同时买平均交2000元。

   湖北省襄樊市,每个城市户口收费6000元。

  河南从省会城市郑州到一般地市,出卖户口时竞相压价,郑州市属的一些区镇竞以每个6000元、5000元的价格抢行政主管上级机关的生意! 美国洛杉矶《国际日报》1992年11月9日以《中国必须铲除社会歪风》为题披露:“钱”已成为大陆眼下最具权威性的通行证。例如农民欲转为市民,只要向政府交3000、4000元人民币,便可入住城市;若要问津大城市,则需视其繁荣程度交纳5000—7000元不等。而要在南方开放城市搞一个户口,起码需要10000—20000元人民币。

  但这股如火如荼的集体卖户口浪潮,终于在上级机关的干预下被迫停止。但其结果却是在为上述地区筹集到发展经济和弥补财政赤字的巨额资金的同时,启动了户籍制的改革——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长县秦安镇吸取来安、全椒两县的失败教训,第一个尝试“绿卡式户籍制”。凡获得绿卡户籍者,即取得在该镇的永久居留权,取得条件是具备经镇上核实认可的务工经商一技之长,并交纳5000元建镇费。

  1990年开始,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先后废除粮票等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票征,农民进城与人口流动,在这些较发达地区也不再有硬性的限制,因之,昔日城市户口迷人的光环和巨大诱惑力逐渐减弱,人与户口的紧密依附关系有了松劲,户口原来所具有的等级、身份等界线也开始模糊,随着城市户口附加值的减少,其优越性也就相对应地弱化。

  1992年10月21日,广州市政府发布关于对迁入广州市人员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的规定,最高1.3万元,最低3500元。

  1992年11月,浙江温州市接着实施“绿卡制”。凡持绿卡者除不发放正式城市户口证和不予安排就业外,其他方面同温州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几乎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布政令,从1993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粮油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终止粮票的流通。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为户籍改革作了很好的铺陈。

  1993年11月14日,新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第33条中明文规定:逐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充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1993年12月,上海市施行“蓝印户口制”。只要在上海投资20万美元或100万元人民币,或者购买居住面积l00平方米以上外销住宅的,都可向市公安机关申请蓝印户口。取得蓝印户口后,经过一定年限或按规定要求,可申请常住户口。

  1994年4月公安部正在抓紧进行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已经写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1995年初,广东深圳市试行“蓝印户口制”,推出“暂住——蓝印——常住”“三级跳”式的户籍政策。凡被深圳市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聘用,具有良好的暂住户口记录,身体健康,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可申请蓝印户口;每投资100万元也可作为本企业骨干申请一个蓝印户口,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连续3年在一个合计年度内纳税10万元以上者,也可申请一个蓝印户口。凡持蓝印户口者,须连续10年每年缴纳增容费2000元。

  1995年6月13日,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也颁布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

  199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新近制订并颁布的《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从9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管理规定”共有13条,主要内容包括:流动人口暂住7天以上的,应在7天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或居民委员会申报暂住户口;年满16周岁,拟暂住30天以上的,应同时申领暂住证。持暂住证人员居住一年以上,可按规定申请出境旅游,科技人员和连续居住5年以上、有固定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的持暂住证人员,其子女入托、入学等享受与常住户口人员同等待遇。连续居住7年以上、有固定住所、固定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并无犯罪记录的暂住人员可申请常住户口。


  1996年7月1日,我国启用了新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薄。新的户口薄对登记内容的填写进行了规范,如将“户别”的填写重新规范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户口类型,为逐步实现以地域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做了必要的准备,使户口登记能够如实地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身份状况。

  1997年5月,国家教委颁布实施《城镇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上作工更进一步的探索与尝试。

  1997年8月初,《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出台,要点共分为“目的、实施范围、在小城办理常住户口的条件、审批程度”和特别强调的“不得收取增容费”等五项条款;1998年开始,最先尝到开放甜头的经济发达地区政府,明了地感到在下一轮经济竞争中人才的重要性,为维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势头,纷纷对由中央政府掌控的户籍制度发出或明或暗的挑战——90年代初期一个留美归来的大众传媒博士不如一个出生在北京的弱智者(留美归国的博士因没有户口和编制指标不能留在北京而返美)已不再成为可能!特别是跨入21世纪的门坎,四川省、广州、深圳、上海等已打出了取消或部分取消户口的旗帜,用以引进人才、激活区域经济!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过去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就可以加快步伐,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更快地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 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发出的最直接的一个信息便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要改了!同时中央和地方已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是进一步改善全体国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此点上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 因为在封建领主执掌欧洲牛耳时期,就有一项别具意味的规则:一个农奴只要逃出领地,在城市里住满101天,便可重获自由。而我们一直延用了40多年的这套严重违反“工业化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这一具有世界性经济规律的户籍制,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我们期盼着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尽情地沐浴21世纪的现代城市文明之光!

  三、双刃剑的两极

  世界闻名的绿党理论奠基人舒马赫断言:“大城市正在造成人性的堕落。”聚集在里约热内卢的西方专家们同时也发出“城市——城狱——将成为整个人类的威胁,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一场核战争!”的警告。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掏金者背上铺盖,中小城镇不安现状者辞去工作,全都前赴后继地循着“人往高处走”的心路阶梯涌进已被日异增加的下岗待业人数压得不堪重负的大城市,其热潮波起浪涌慰为太观。

  据世界银行1989年春季调查统计:中国农村现有剩余劳动力一亿七十万,并且在今后十年内,这个庞大的数字还将以每年一千万的速度递增。这种结构性、潜在性、流动性的无业人员仍会大量存在。

  美国专家麦克奥森指出:中国今后的二十三年内,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将由现在的80%锐降到30%。

  另外,我国农村的八亿人口正以每年一千万的速度猛增,可这个可怕的数字又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严重趋势。但是,这个占世界人口20%的民族却由占世界耕地面积2%的土地供养着;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急剧增长,可是发展工业、交通、水利、住房和土地沙化等原因又致使我国耕地以每年5%的比例锐减;另有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人平均播种面积已由解放初的6.2亩减少到目前的1.4亩,这就是那个居世界倒数第三的数字。

  显然,农村的人口锐增已经超过了土地的负荷,仅有的土地又频频受伤,加之国家在八四年粮食暂时登上一个高峰的影响下,失去了对农业经济的调控,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恶化了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外,化肥昂贵,农药奇缺,因而就使得农民产生了干什么都比种田强的思想。

  本来土地与人口的逆向发展,就使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受到根本上的制约,这已经给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先决条件。

  1990年全国春运人次约7亿左右;1991年,8.1亿,1992年,8.8亿;1993年,9.9亿;1994年,12.2亿;1995年,14.28亿;1996年,16.2亿;1997年,16.2亿;1998年,18.2亿;1999年,15.5亿;而刚跨入新世纪又一个龙年的门坎,春运的景观真可谓匪夷所思了——1月31日,春节的前4天,四川已有400万民工出川;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到达广州车站的人数就有55.4万,比1999年剧增58.7%!北京火车站:初二满员,初三则超员100%;12日由汉口开往温州的车超员率达200%。

  上海消息:从安徽、四川、江西等地涌来的民工使华东的一些车站客运量持续暴涨。

  458次列车每开一趟都要被挤破十多块玻璃,车轮两边的弹簧被压得不能的弹。2月15日,湖北姑娘王芳菲被踩死在开往广州的419次列车上。2月14日至16日,在广东境内的三茂铁路上发生了4起旅客因高度紧张引发精神分裂症而跳车事件。武昌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下塞满了滞留旅客,各种花色的被子就地铺成了一个大炕。

  京广线全线告急,而南昌铁路局从2月5日至14日,特增开临客199列,累计发送旅客200多万人,日均发送旅客20万人,同比增长30%,最高峰日达25万人,创历史之最,是平时节日客运量的3至4倍,其旅客发送增长幅度之大,是节后全国4个春运重点铁路局之首。 从有160多万人口的中原第一人口大县固始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2月17日满载71人还不包抱4个婴儿、5个七、八岁孩子和几乎每人一个的装着为省钱而塞的鼓鼓囊囊大米的编织袋!当《南方周末》随行记者对途中临时又要再上10个客人提出异议时,车老板却说:这算啥?去年我们哪一趟不拉150个人?而这辆车按规定只能带定员34个人!

  但是民工潮还在不断地涌来!

  劳动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控制民工潮,重申各地在春节后一月内不招新民工;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限制甚至禁止招用民工,强制将就业机会留给他们认为更需要工作的本地人。

  但是民工们似乎并不在意,仍然以他们自己的速度奔向城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奋争在城市的边缘。

  这不禁令笔者想起90年代初那列从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车上的情形只能用“塞满”来描述了,这样沿途仍不断有人从车窗爬进来,多数车窗玻璃都被砸碎了!车内情形更是不忍目睹——人挤人挤得连蹲下去的可能都没有!而每节车厢的厕所则由几个恶人霸占,若挤得受不了了想到厕所里喘口气,就必需给他们10数元不等的钱,先是男人们开始随地大小便,到后来平素最看重贞操的大姑娘、小媳妇也顾不得羞耻和尊严,将私处裸露着当众方便!等到广州车站,从车上下来的人们的鞋上大都印上了刺目的尿渍。

  是什么力量诱使着这些千百年来固守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和“离乡不离土”古训而蛰居在相对闭塞的农村里繁衍生息的农民毅然决然地背景离乡?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最注重春节的群体,面对祖祖辈辈“千里路外往回赶着年三十团圆”的习俗逆向外涌呢? 生存和由于日异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所革生的贫穷。换而言之就是改革初期受益者的农民所操持的职业——中国农业已成为没有剩余价值的产业!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城市的三个原因:城市工资与乡村收入的差距大大扩大、发展和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和乡村教育的加速发展中的前两条不能说不切中要害。 加之长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195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48倍,直到1979年,城乡收入比仍达2.5倍;1984年以前,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1984年二者的比率已下降到1.71:1;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逐渐扩大,到1997年,二者之比已达2.46:1,超出了改革之初的水平。这还是名义收入之比,若以实际收入来衡量,则二者的比率更高达2.79:1。从绝对额来看,1978年,农村人均收入为134元,城镇人均为316元,二者相差182元。到1997年,农村的人均收人为2090元,而城镇人均收入为5160元,二者的差额已扩大到3070元之多。 

  再则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城镇,东西部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11元(西部高于东部)猛增至1793元(东部高于西部)。对于农村来说,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更明显。东西部地区的相对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1.46:1扩大至1997年的2.15:1,绝对收入差距更从78元扩大至1666元。

  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状况还可以从下面一组数据中得到体现:在1994年确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中部地区180个,西部地区307个,二者共计487个,占全部贫困县的83%。与此相连,在当时的7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中,约有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据人民银行1999年一季度的统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全部储蓄余额是1万亿,而城镇居民的储蓄额是4.5万亿。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0%(1999年统计),是9.1亿,而城里人只占3.9亿。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指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这对正在演变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信号!

  再则繁重的“苛捐杂税”和不合理的税赋更使农民的收入已陷入停滞或负增长!近而使得农民千百年来赖以存活的土地由资源沦为负担:据最近对江西省某市农民不愿种田的调查,该市每亩耕地可种两季水稻,收获稻谷约800公斤,折合人民币为960元,这便是农民收益的全部。而每亩土地年平均须交各种税50元,投入尿素等生产资料约200元,还有摊到每亩地的计划生育基金、教育附加费等约300元。而种1至5亩耕地必须净投入劳动力一名,劳动力约3000元。如果该劳动力放弃种田,做生意或去打工,机会成本约5000元。由此可见,农民每种一亩田的收益为960元,去除各种费用后,反而亏损2000多元;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则亏损更大。

  零点市场调查公司1999年5月对山东、辽宁、广东、湖北、江苏和天津的15个县、市2070名富裕农民调查结果显示:98%的人希望孩子将来不再务农。而上海市妇联的调查表明:超过九成的家长鄙视体力劳动者。而更令我们尴尬的则是——在我国唯一的一部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中,法定的“劳动者”竟然不包括占人数80%之多的农民。

  另据河北、浙江、江西、湖南、四川、新疆等6省区300户的典型调查,1992年人均纳税、上缴提留和统筹占承担费用的37%,占上年纯收入的6.5%,已超过了农民承担费用管理条例规定的界限。在1993年上半年的承担费用中,纳税占19%,提留占18%,集资占32%,摊派和罚款各占6%,劳务和其他占有19%。另据1995年初农业部等10多个部委的联合调查,在194年,农民的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了38%,金额达85亿元。其中集资、摊派比上年增长69%,达28.3亿元。尤其是农具涨价十分突出,农用拖拉机由3.6万元上涨到5.2万元,电价则涨到了1元/度,个别地方甚至高达3元/度。1994年与1993年相比,化肥上涨29%,柴油上涨29%,农药上涨10%,农膜上涨7%,致使稻子、小麦、玉米三种作物平均每亩成本增加13元。

  以上种种,使得农民深感作为土地资源的拥有者,对土地的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故而转向出卖不需要再增加其他资源投入却能直接得到回报的最古老资源——即出卖苦力(劳动力资源)! 另外,城乡的福利差诸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入托、受教育条件高等城市居民的巨大隐性收入也是农民要弃乡入城的重要诱因。

  当然,改革开放20年来,在农村较为成功的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大大提高了农民受教育的概率和自身素质,客观上也为他们适应城市提供了便利;据农业部近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25600户样本农户中,外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被调查农民总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外出的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77%,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14%,分别比农民总体中的同一比例高出2.57个百分点和17.4个百分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1.58%,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文盲和半文盲只占3.76%,分别比农民总体中的该比例低6.3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在这些流动的农民当中,具有某种技术特长的占24.81%,这一比例高出农民总体中的同一比例近10个百分点;接受过职业培训或教育的占10.53%,高出农民总体中的同比例的4.47个百分点。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正如《南方周末》在题为《向东!向北!向南!……》的有关民工(恕笔者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替代这两个刺目的汉字)行程的文章中所言:”他们从城里人闻之色变的‘盲流’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在头一天电子商务刚刚呆过的位置上,他们成当天报纸的头版新闻。他们的流动和互联网的蔓延一样,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力量。他们眼里的渴望是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在坚韧不拔地改变着社会。而社会的变革,不正亟需这样一种灼热的甚至烫手的生命力吗?你已经置身于这种改变之中,所以你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些兄弟姐妹。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他们原本就一直和我们是一体,因他们是和我们同在一部宪法治下的公民!

  工业化的过程其实质便是城市化的过程,是产业分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这,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率,就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经济标尺。而从某种程度来讲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实际上就是人口流动差距所致——目前美国每年就有25%的人迁移、日本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只有0.5—3%!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巨大差距更加令人震惊:美国95%、发达国家则80%以上,世界平均约45%,就连印度、巴基斯坦也达到40%,而中国仅20%左右,相当于美国1860年的水平!深究中国城市人口增加缓慢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G.罗兹曼早在四十年代就在其《中国现代化》一书中所言的“这是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都市的就业机会有限,而且不会比乡镇乡村有太多特殊服务,连有钱人也不一定愿意住到都市来。”倒不失为一家之言。而从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出现过的6次人口大流动:1957年前后农民流入城市乞讨;1959年城市职工遣反原籍农村;1960年前后内地支边搞大三线;1966年城市市民下放农村;1968年至1976年青年学生“上山下乡”;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民工潮。其中前5次人口大流动均为政治因素下的被迫性迁移,是极不合理的城市控制农村驾驭结构下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产物。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特色和缺陷基因便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从1949-1975年间世界各国制定的110部宪法中,61.8%均有迁徒自由的条款和规定,而1954年新中第一部宪法的90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徒自由”,但以后修改的几部宪法就没有了相应的条文。中国宪法中迁徒自由条款的消失,和至今仍在实施的户籍制度难脱干系!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91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其他2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趋势的差距已由4个百分点扩大到11个百分点!有关专家研究表明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阻碍,到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平均趋势的差距已扩大到14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现代化水平居世界第66位,而第三产业占GNP的比重中国只有33%,居世界第109位;城市化水平也很低,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3%,距标准50%以上和世界平均46%也有较大距离,居世界第94位。我国非农产值占82%,非农就业人口仅占48%,均低于标准及世界平均水平,居世界第72位和第76位。在过去我们曾经全力追求的“消灭三大差别”其实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今日的一些发达国家,所谓“三大差别”已渐趋消洱,它们的“白领”职员人数已超过“蓝领”工人,现代农民(农场主,农业工人)占总人口比例已很小,城市化水平达70%以上。户籍制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因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载体只能是城市,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不能再停留在40年代小农水平的城市化中窃喜了! 发刃于80年代中后期的“民工潮”所引发的与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情况类似的中国第六次人口大流动,源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又因为社会变迁的差序格局而爆发,是农民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自觉解放自己的表现,是他们对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的挑战,是长期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和长期社会流动障碍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显现,这次人口大流动,其积极意义在于人们第一次自发自愿地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破了禁锢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社会结构,为改革带来了希望和机会。这种全国范围内高潮迭起的流动人口现象,给发达地区带来空前繁荣,在打破旧有平衡格局的同时带来新的矛盾与冲突,近而引发治安、就业、环境、运输等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媒体的喧染下被无限夸大,而由流动人口促进发达地区繁荣吸引更多流动人口,近而带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等良性循环给各地带来的益处却往往被当地的受惠者(大多为城镇人口)们忽略掉了!还是让我们客观地对由流动人口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做一番建设性的分析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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