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央電視臺報道，衛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副部長殷大奎8月23日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答各國記者問時說，1995年前後，在大陸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機構為了商業利益，用落後的技術手段違法采血采漿，導致了約3-5萬獻血員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以河南上蔡縣的一些村莊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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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披露的是河南某報記者前些年隻身來到上蔡縣的村莊，了解賣血人及其家庭那鮮為人知的事。

那天，我接到信陽一個縣裡的電話，是這個縣科委一位副主任打來的。他說，我們這扶貧開發搞得不錯，來看看吧。這位副主任原來與我是很相熟的，他們的工作一向很好，去。我找到領導把事情一說，領導說，去吧，寫個稿子出來。於是拉來一位同事，奔信陽而去。經過兩三天的深入采訪，掌握了他們的一些先進材料，回去寫一個很像回事的稿子不成什麼問題。任務完成得好，心情也就格外愉快，回鄭州的時候心裡放松得很，乘上一列從長沙開往北京西的火車，嘴裡頭還唱著歌。

我的興奮勁僅僅維持了一個小時多的時光。

當時，我和同事有說有笑地坐在硬座車廂，列車跑得很快，轉眼工夫就到了駐馬店車站。駐馬店是豫南的一個地級市，因為貧窮而知名全國。從下面上來兩男兩女，都是40多歲的樣子，農民般的打扮，這從衣服的干淨程度和衣服款式可以看出來，還有他們一上車的滿副拘束。豫南的農民就是這樣，平時無事無非很少邁出家門半步，所以一出門作什麼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時髦的說：可以看出他們眼神裡出門在外的怕來。4個人瞅瞅我們身邊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來。列車很快開出了駐馬店車站。

命中注定我和這幾個人有緣，天意安排了我乘坐這列火車。

如果依老習慣坐了汽車，就不會與他們相遇在這列火車上。“咱到北京後先找XX，他能帶咱們到XX醫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說話了，“XX醫院驗血很準。”他對面的女人沒吭聲，病懨懨的樣子。

我當時心中納悶什麼病要跑到北京去看。與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剛好也在駐馬店市，老鄉之間特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們拉起話來。

兩個男人告訴我們，他們確實是到北京治病的，確切的說，不是治，隻不過是作一次確診為什麼病的檢查。他們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病，在他們的村子裡得這種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經有人因此死去。“我們隻能去北京，村裡的大部分病人在那家醫院確診的，”他們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男子說，“不光是我們一個村，駐馬店很多村莊都是這樣。縣裡的醫生說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們又不說是什麼病。”

四個人來自兩個家庭，而且四人無一例外全都是這種病。兩個男子是兄弟二人，他們說，他們的家人也染上了這種病，隻不過家裡一下子湊不夠路費，隻能讓他們先到北京去看看情況。火車快到鄭州的時候，他們說出了所在村莊的名字：上蔡縣蘆崗鄉文樓村。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文樓這個村莊的名字，這時，它還是豫南一個很普通的、無人注意的村莊，而後來，它卻震驚了全國、震驚了世界。

豫南、豫東的很多村莊都將震驚世界。

回到鄭州後，我仍然像往常一樣上班，先是把信陽的采訪寫成了稿子，然後又到鄉下去了幾次。一轉眼就快要進入11月了，天氣涼了下來，我總是在想那幾個人，他們到了北京沒有？到底是什麼病？我真想弄個明白。開始我懷疑是一種瘟疫，但“瘟神”

不是早就送走了嗎？我又懷疑自己的猜測，這件事在我的心裡一直不能釋懷。沒多久，答案出來了。

其實在我惴惴不能釋懷的時候，已經有人也像我一樣百思不得其解了，而且，媒體之間已經開始悄悄流傳起來。那天，10月下旬的一天，我匆匆忙忙地趕著上班，埋頭往樓梯上衝。突突地竄到二樓被人從後面拉住了。回頭一看是報社一位編輯，也是一位朋友圈子裡議論的“大俠”級人物。我倆的很多觀點都很接近，所以，平時在一起討論的問題也就很多，後來，這家伙跳槽到了一家都市報，“洛陽大火”衝天而起時，他是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記者，也是第一個把消息發到了全國。“有個線索你要不？”他把我拉到一邊，小聲說，“爆炸新聞，上蔡發現了很多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我一下子被鎮蒙了，“什麼？艾滋病？不可能！”

我不相信，對他說你別開玩笑。什麼玩笑，絕對沒有開玩笑，他認真地又重復一邊剛纔的話，“已經有人在慢慢死去。”

我突然想起在火車上遇到的那幾個人，他們會不會是艾滋病人？一股子涼氣襲上後背，我突然怕了起來。“什麼怪病！是艾滋病嗎！”我對那幾個人很是忿忿，知道自己是艾滋病又不說實話，與我坐的那麼近，傳染上我怎麼辦？我心裡頭惶惶的,就把在火車上遇見的幾個人的情況給他講了，並說也是上蔡縣的。“那肯定是，你算是遇著了。”他肯定地說。我被愣在那裡好大一陣子。真不敢相信竟然會與艾滋病人擦肩而過！在我的想像裡，艾滋病還是遙遠的事情，怎麼也不會和窮苦的河南農民有什麼瓜葛，可在以後的調查中，事實卻給了我簡單的想法一個響亮的耳光。

其實，艾滋病在河南被發現有大面積存在的消息已經在省內的媒體中間傳開了，這在後來我與一位朋友瞎侃的時候，他的一番話得到證明，而這時已經是2000年的7月了，我已經因為艾滋病的報道和其他的一些事情離開了原來的那家報社。到了一家新創辦的報紙打天下。朋友周是一份家庭報的記者，搞攝影的，在河南的攝影記者行當裡小有名氣。有一次他說起在上蔡采訪回來後，片子被銷毀了，說的時候滿腔的義憤。我問他，采訪什麼事引起這麼大的不愉快。艾滋病！他說，文樓村，不光我一人的片子被毀了，一起去的幾個人都是這樣的待遇，文字記者不準發稿，攝影記者不準發圖片，你沒看當時沒有一家報紙報道嗎？他說他們去的時間是1999年的10月底，也就是我在火車上遇到四個艾滋病人的時候，這說明當時的河南媒體已經對艾滋病的問題有所知曉，隻不過被壓住了。

有個更大的傳聞就是省內一家都市報在報紙即將付印時，有人用8萬元人民幣買下了一個版的稿件。據說。這個版的內容與河南艾滋病內幕有關。在圈子裡，這個“新聞”被傳了好長一段時間，有人說寫稿的那個記者為此痛哭了一場。今天，我們真的應該感謝最初的幾位先行一步的新聞同行，雖然他們在當時並沒有發出一篇相關的稿件。

十天之後，我輸了三瓶抗毒性能強的藥液，坐上了開往豫南的長途汽車。

自從那位關繫要好的同事與我有過那次“報料”之後，我就惴惴不安起來。對這件事的驚訝使我未能很快從那種大不安中掙扎出來。這不是我不相信，而是事實無法讓人接受。艾滋病是什麼？艾滋病是西方的魔鬼，與河南農民有何干繫！

但是，一個震驚世界的消息就這樣發生了。

那位同事與我交流過之後，我在心裡思索了幾天，決定到上蔡去采訪。但是，我當時卻想到一些部門的政策規定，對這種病情的報道是否像對待疫情的報道一樣處理，如果是那樣，我還真的不敢輕易淌這個“雷區”。就這樣思索了幾天，我又找到那位關繫不錯的同事，請他出些主意。他說，這事可以先發個內參嘛。

當時，我所在的這家報紙辦了一份內參，一些不便公開報道的事情都是通過這個途徑向上面反映的，具體到事情的處理情況，那就不好說了。有的事情隻要一反映，就能立馬解決，可有些比較復雜的事情則常常是沒有一點回音。把艾滋病的情況發到內參上去，這隻能是當時所能想到的惟一的辦法了。當時的內參正好由這位同事負責編輯。我說，那你就先對領導把這事彙報一下。他說，行啊，如果領導同意，你就抓緊時間去。我說，我現在都想著怎麼去呢。

我們商量過這件事情之後的第三天，同事回話了，他說，去吧，領導同意了。

臨走的那一天，我又突然害怕了，如果萬一不小心被傳染上艾滋病怎麼辦，但是牛皮吹出去了，又不能不去。男子漢大丈夫還怕什麼病不成？太不應該了吧。我自己給自己打氣，但是心裡的害怕卻不可能一下子攆走。干脆到醫院找大夫去。臨去的前一天，我找到一位平時經常去他那裡看病的大夫，央求他給我輸一些消毒、抗病毒的藥。他說，你輸這些藥干嗎，上瘋人院去還是到麻風病村？我說差不多吧，既不是瘋人院也不是麻風病，是比這兩種病還厲害的病、病毒。我不敢給他說是艾滋病，怕他連輸液都把我拒絕了。不但是對大夫是這樣，在沒去之前我對任何人都不敢說我要去采訪艾滋病人。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我都沒有告訴，我怕把她嚇著了，臨走時，隻是對她說，我去上蔡采訪個小事，去去就回，很快的。我很不情願地騙了她和大家一小把。

我最怕的是回來以後，沒人理我怎麼辦，那我不成了孤家寡人？

事後證明，我的這些想法是多餘的，很多人隻不過把我去采訪艾滋病人當作一個很可笑的事情而已。

1999年12月的冷風正在吹拂著中原大地的時候，我像一隻沉默的狗，坐在開往上蔡縣的長途汽車，不敢多說話，不敢深沉地痛快地呼吸，我怕，我真的很害怕，那種既怕又想去探個究竟的心情是很舒服的，兩種想法在腦子裡打架，頂頂撞撞，讓人睡覺都不踏實。但是，我已經在往哪個地方靠近了，已經不能再走回頭了，去吧，去吧，我什麼都不怕，我給自己打氣。長途汽車上的每一個人我都覺得有病，有艾滋病。特別是我旁邊的一位少婦，一會兒瞌睡得要命，頭一點點的往我這邊歪過來，我一遍遍地警告自己：千萬不要讓她踫到了。冷風透過車窗鑽了進來，車上的人都被凍得縮成一團，我在想，那個村莊的人們呢，一定是寒風中最冷的一群人。

我真的進入了艾滋病村––文樓村。1999年12月25日，我寫的一份內參發出了，這份內參在當時隻印刷了25份，河南省委常委們每人一份，同時得到這份內參的還有省裡主抓衛生的副省長和衛生廳的主要領導。

河南艾滋病的情況報告第一次通過媒體反映到了省裡的高層。

上蔡文樓隻是一個公開的縮影。豫南等市的農村，究竟有多少村莊裡生活著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誰都無法統計清楚，而且，暫時也沒有人或者哪個部門主動地去做這樣的一項統計。我隻是知道，我所知道的艾滋病人越來越多，這些病人分布的面積越來越大，波及的村莊越來越多。今天，在我動手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所知道的艾滋病村的數目仍在不斷地增加著。

因為有了第一次內參的發表，我開始注意起艾滋病有關材料的收集，慢慢地，我對於艾滋病的傳染途徑有了了解，知道艾滋病並不是多麼可怕的事情，不是很輕易就傳染上的。所以對文樓村對艾滋病人不再敬而遠之，相反我越來越覺得應該把這裡的情況告訴給更多的人，我有責任這樣做。

其實，我第一次在艾滋病村采訪的時間很短，從那天上午9點算起，到下午5點多，總共8個多小時。這一天，我接觸了至少8個艾滋病人，他們所講述的“賣血”故事我覺得好像是天方夜譚。

而他們那種對生的流連忘返不得不讓人動容。他們說自己是無辜的，都是那些來村子裡買血漿的人把他們害了，可現在到哪裡去找他們算帳。每一個因“賣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人都是一個辛酸的故事，都是一把辛酸淚。更有的家庭是無一幸免全家人集體感染。我見過一家人弟兄8人，還有兩個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10人，老大今年50來歲，最小的妹妹30幾歲。這一家人後來又分出去10個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子。就是這一家人，先是老大出去賣血，後來，老二、老三都跟著去，到最後，一大家人男男女女都赤膊上陣了。賣血，確實給這家人帶來了短暫的輝煌。

我到他們所在的村莊采訪時，有人把這一家人的情況告訴我，我決定到這10個小家庭看看。我見到了老四家的媳婦，她說，我們這一大家子不能活了，床上躺著十多個，將要躺倒的還有不知幾個，你看看我，現在還能跟你說話，其實，醫院早就查出來了，我也是病毒攜帶者，醫生說，快了。今年初，我又到了那個村莊，問起她的情況，別人說，不中了，在床上躺著呢，起不來了。

很多我采訪的病人都是這樣，第二次去的時候，不是已經死了，就是病情開始加重。不但是這些一個個的病人，他們所在的村莊也同樣是這樣––病人一天天增多。(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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