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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胡鞍鋼的提議并不新鮮。早在奪取政權以前，中國共產党便信誓旦旦地許諾將公平對待農民。但是同樣是這個党，同樣是那批人，在靠著農民起家奪取政權之後卻一手制造了中國歷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將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等級，而實現這一等級制度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將人民劃分為城市與農村戶口的戶籍制度。通過這种制度，國家盡量保証城市人口的就業與基本溫飽，而農民卻被國家的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各种其它荒唐政策剝奪殆盡，終日掙扎在飢餓甚至死亡的邊緣。歧視農民的政策自五十年代開始，到七十年代登峰造极，以至於農民甚至連到城里隨便走走的自由也被剝奪了。"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心直口快的梁漱冥當年就是因為說了這麼一番話而開罪於毛澤東，因此自己也被打成右派發配到九地之下。

受儘歧視的中國農民在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工業化的犧牲品，計劃經濟制度下的工農業剪刀差迫使他們在吃不飽飯和沒有人身自由的情況下為"新中國"的工業起飛貢獻了多達八千多億元的原始積累，折成今天的价值來計算，高達近三万億人民幣。要還清這筆債務，中國政府至少要支付每個農村人口三千元。

面臨餓死威脅的中國農民沖破共產党的的禁錮，鋌而走險實行包產到戶，開啟了中國改革的新時代，但是除了八十年代初的几年生活略有提高外，他們"在九天之下"的地位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他們有糧賣不出去，同時被各种苛捐雜稅盤剝得無處藏身。他們同樣沒有真正的遷徙自由，即使受儘歧視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卻仍然只具備"農民"的身份。也就是說，他們到城市工作只是臨時的，并沒有城市永久戶口，因此一旦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在城市居住的權利。不僅如此，他們還享受不到在中國具有正式國家"工人"身份的城市居民享有的權利，包括各种福利補貼以及在工作上的优先安排。在許多地區，甚至他們在城市生育撫養的子女也不能享受"正式"城市儿童受教育等各种權利。

不錯，中國歧視農民的戶籍制度從道德倫理上講早就應該取消。但是取消了這個制度，中國的共產党政府還有什麼能力去控制八億中國農民呢？還有什麼手段令中國農民去承受國家加諸他們的种种重擔呢？公平的民工政策听來固然理想，但是數千万多年具備"工人"的优越身份并且習慣由國家安排的工人，又怎麼能夠同那些有碗飯吃就愿意工作的農民競爭呢？如果硬要他們去競爭，他們造起反來怎麼辦？于是乎，歷來順受的農民們的公平權利又在所謂的社會穩定的考慮中被犧牲掉了。

可悲的是，共產党長期歧視農民的政策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使得歧視與剝奪農民成了維持其"穩定"統治的支柱，成了共產党統治的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社會組織手段，也成了今天共產党政府發展經濟的基石。取消戶籍制度的困難就在於此。

──原載《RFA》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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